旗袍与枪:1949年上海的双面人生
1949年春,上海百乐门的霓虹灯牌亮得刺眼,舞池里爵士乐混着香水味,穿月白色旗袍的白曼丽正和美国海军中尉跳狐步,右手拎的黑色手包擦过对方腰侧时,指尖飞快换走了他口袋里的打火机——那里面塞着卷微缩胶卷,是国民党东南防御工事的最后图纸。
1949年春,上海百乐门的霓虹灯牌亮得刺眼,舞池里爵士乐混着香水味,穿月白色旗袍的白曼丽正和美国海军中尉跳狐步,右手拎的黑色手包擦过对方腰侧时,指尖飞快换走了他口袋里的打火机——那里面塞着卷微缩胶卷,是国民党东南防御工事的最后图纸。
1958年9月,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临时法庭的门被推开,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缓缓走进。他就是杨虎,十年前还站在天安门城楼观礼,如今却面对审判席。法警宣读罪状时,他侧耳倾听,偶尔皱眉,仿佛对事不对人。这一幕,谁能想到与他结拜多年的蒋介石正在海峡那边策划反攻,而毛泽东
吴石是我党隐蔽战线的情报人员,暴露之后惨遭杀害;陈仪则是国民党掌握实权的地方大员,是起义未果遭到老蒋处决的。
“1992年5月12日傍晚,西子湖畔的柳枝低垂——‘老毛,你还认得这条路吗?’”陪同他的年轻干部指着湖面轻声发问。八十五岁的毛森咳了两下,抬眼看着断桥,“做梦都认得。”这句并不响亮的回答,把在场人拉回半个世纪前那个硝烟四起的年代。
审讯的瘦子警官把钳子往盆里一扔,骂了句“臭娘们”,却没注意到她右耳坠少了半粒珍珠——那半粒里,卷着三公分长的柯达超微粒底片,拍的是黄浦江口所有碉堡的射界表。
寂静,冰冷的铁椅在灰白的灯下反出模糊的人影。刘惜芬坐在那里,背挺得很直,手指紧贴着扶手。她对面的审讯者毛森,眸子发亮,嗓音生硬又含着假意,说话间打着哑谜:“你的伙伴躲哪?”强光下,没有人动一根手指。